到1930年夏，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三年游击战争，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迅速发展到约10万人，国民党对此异常恐惧，继而多次发动了对红军根据地的“围剿”，重点是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1930年12月上旬，蒋介石决定在南昌组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在作战指挥方面，国民党军队一般配有短波无线电台，而红军则主要靠号音、旗语、烟火和传令兵传递命令，司号通信更是一种最常用的通信手段。

　　缴获“半部电台”

　　1930年12月30日，红一方面军趁敌18师于运动中，突然发起猛攻，全歼该师，俘获师长张辉瓒，缴获了半部电台，这半部电台陪着红军战士走完了漫漫长征路，在一次次战斗中立下大功。毛泽东、朱德对缴获的电台十分重视，决定用这一部半电台起家，于1931年1月中旬成立了红一方面军总部第一个无线电队。既能对国民党军的电台进行无线电侦察，又能在红军总部与一、三军团之间进行无线电联络，红军的作战指挥能力大大提高，在军事无线电通信和管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当时担任报务员的刘寅在《我军无线电通信初创时期的回忆》一书中提到：“1931年元旦，红军第一方面军和江西苏区的人民是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欢乐中度过的。通信兵部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线电通信，这枝新苗就是在这次反围剿胜利的基础上，在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的亲切关怀和培育下成长起来的。”

　　电台人员优厚的生活待遇

　　第一次反“围剿”大获全胜之后，经过短暂的总结、休整，转入下一步的备战之中。初春时节粮食紧缺，物资匮乏，红军补给相当艰难，部队的伙食标准每人每天只有6个铜板，但是电台人员的伙食要好得多，比如技术人员夜间工作有夜餐，一碗红米稀饭或一把炒黄豆，秋天时常还能见到电台人员餐桌上的热红薯。至于电台技术人员的技术津贴那就更可观了。王诤每月50块大洋，刘寅30块。而朱德总司令、毛泽东总政委的津贴只有5块大洋。虽然他们主动申请免发津贴，但是朱德总司令还是保留了一定数量。

　　王诤侦听敌台立大功

　　1931年4月1日，蒋介石调集20万兵力，兵分四路开始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由于敌我双方距离较近，电台信号强，因此敌台里的各种信息都被红军电台技术人员弄的一清二楚。王诤一边组建、培训无线电报务员的同时，一边利用那“半部电台”日夜监听着敌军的动向。

　　5月12日，王诤监听到了一个重要情报。国军师部说：“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吉安留守处的敌人问道：“你们到哪里去？”敌师部回答：“东固”（当时红军总部所在地）。这一情报报告给朱德和毛泽东后，总部当即进行作战部署，根据侦测到的敌军到达时间、地点、番号和部署，集中优势兵力，在敌人必经处设置了伏击圈，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初战胜利。

　　第二次反“围剿”作战15天，横扫700里，五战五胜，以我3万人对敌20万人，歼敌3万余人，缴获100瓦电台1部、枪支2万余支。王诤、刘寅与“半部电台”为反“围剿”立下了大功，由他们实施的无线电侦察工作初露锋芒。

　　红军通信史上具有开拓性意义的活动在赣闽边界地区展开。王诤和伍云甫到前方（福建宁德），刘寅和曾三在后方（江西兴国），相距150公里，分别配属15瓦电台和100瓦电台，彼此互发了电报。通信试验获得圆满成功。红军终于有了自己的通信。这是红军第一次使用无线电发报，从此红军的无线电通信正式建立起来了，红军的通信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曹丹辉精准破译密报

　　前两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恼羞成怒，于1931年7月1日发起第三次“围剿”。这次作战中，红三军军部电台报务员曹丹辉奉命带一部电台随行。8月2日下午，曹丹辉在电台上截获了何应钦发往各路蒋军的那份万万火急的电报——“限10天扑灭共匪”。曹丹辉用“壮密”译出了这份电报。电报全文共324个字，全面暴露了蒋军“分进合击”的企图和各路部队的部署及进攻路线。

　　通过无线电侦查，朱德、毛泽东立即根据电报内容改变作战部署，四天三战三捷，先后歼敌8个团，使红军从被动中夺得了主动，及时、准确掌握了敌人动向，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毛泽东对曹丹辉说：“你收到的那份何应钦的电报，对这次战役很有价值！”并让副官给他发了三块大洋（相当于战时一个月的伙食费），以资鼓励。

　　第三次反“围剿”，红一方面军又缴获了6部电台，红军的无线电通信联络网和无线电侦察网得到快速发展。这是红军在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使用短波无线电现代化通信、侦察工具。在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被国民党军封锁、交通不便的条件下，无线电通信和无线电侦察对于红军及时掌握敌人的动态，作战指挥，赢得主动权，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红军通信史、技侦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苏区建立无线电通信网

　　到第五次反“围剿”，红军共缴获国民党军队电台50部，建立了党中央、中央军委与红军前方、后方以及江西、粤赣、闽赣、赣南等苏区无线电通信网。红军主力部队一、三、五、七、九军团与所辖各军均配备了电台。

　　为了加强对无线电台管理，从军委到军、师、团都设立通信主任，建立无线电管理机构和无线电情报部门。朱德、毛泽东于1931年1月28日发布命令，明确指出：“无线电的工作，比任何局部的技术工作都更重要些。”